<正>《中外交流研究(中英文)》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四川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双盲审学术性期刊(双月刊),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0-1236/G0,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7-6178。本刊坚持“守正创新、融通中外”的办刊方针,旨在搭建开放包容的学术交流平台,努力推动中外交流事业的进步。期刊设置“区域国别研究”“中外交流理论与实践”“国际传播与中外译介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汉学与汉学家研究”等主要栏目。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
<正>人工智能技术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变革。语言作为人机交互的重要载体,既具有数智时代的公共产品属性,同时也是数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专栏聚焦数智时代的人机协作能力培养、人工智能治理与评价等问题,梳理和分析美国、英国等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政策,旨在为数智时代我国的人机协作能力发展、人工智能平台的进一步改革创新提供参考。
善用比喻修辞是习近平总书记语言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并以喻明理、以喻叩问、以喻达道,将其思想转换成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话语表达,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到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兴盛、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意义。从中华文化的构成、中华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和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路径这三个维度出发,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的比喻论述,有利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遵循,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质量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绝对贫困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政治价值上,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价值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在社会价值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稳定;在世界价值上,提供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审视新中国的扶贫历程,可根据社会发展与减贫政策的变化,细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以救济式扶贫为主的减贫阶段(1949-1977年)、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推动的减贫阶段(1978-1985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2000年)、整村推进式扶贫阶段(2001-2013年)、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阶段(2013-2020年)。新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凝练为:坚持党对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先进理念引领减贫事业、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而为农村贫困治理提供了政治保障、方向引领、物质基础和民心认同。
近年来,政治文献翻译研究日趋活跃,然而其中的“一词多义”现象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是对“文明”等核心术语的多义性及其英译仍缺乏系统性探讨。本研究从《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及其英译本出发,对多义词“文明”的英译方法及演变趋势进行历时描写,并探讨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文明”英译采用直译、意译与减译三种方法。从历时角度看,《邓小平文选》英译本中直译减少,意译与减译显著增多,呈现出明显的目标语倾向与交际可接受性;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中意译趋于平稳,直译与减译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译文的交际性与翻译的充分性。这一翻译趋势的演变和“文明”语义的流变、社会历史语境以及翻译定稿模式密切相关。本研究可为政治文献中一词多义的翻译提供参考。
当世界日益走向分裂对抗之时,亚洲如何凝聚力量砥砺前行?以文化多元为特征的亚洲,作为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一项有效战略,应构建一个整体、辩证、系统的新多元文化主义,即让传统的多元文化主义拓展成基于亚洲文明的,融通本土-全球、国内-国际、少数民族-主流民族的新理论、新政策、新实践;换言之,将人类理想与亚洲精神贯穿于本区域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全过程。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殊形态和属性,文化话语研究也可以成为理解和引导亚洲新多元文化主义的有效和有益工具。对于一系列亚洲多元文化的话语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亚洲发展繁荣目标的实现。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语言国家,其数字化转型中的语言生活与语言治理经验对于多语国家或多语地区实现语言与科技和谐融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从语言数据的开发及建设,教育数字化赋能语言教学,特殊人群数字化语言生活和数字媒体语言生活四个方面,分析了新加坡在数字化语言生活方面的实践与成效。虽然数字技术的兴起丰富了语言生活的多样性,但也带来了网络语言规范、数据安全和AI伦理等治理挑战。新加坡通过法律法规、机构监管和公众教育等多层次措施,构建了有序的数字语言治理体系,其经验为我国推进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借鉴。
文学翻译的译本生成是动态过程,基于不同版本的译文对比,可探究译者主体在翻译修改中的自我表现,探寻译文的变化特征及译者内在驱力。本研究以《蛙》葛浩文初译本和改译本中的对应内容为语料来源,分析译者的自我改译行为,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探究自我改译的语言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葛浩文通过自我改译使得译文在三个维度层面更加忠实原文,提高了译文流畅性和可读性,自我改译深受译者本人翻译思想与译家精神等内在因素驱使。
虽然受到近现代西方海洋法治理念的影响,但我国海疆经略从最早的经史叙事到当下的海洋文明,始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海疆经略作为一个文化事实早就进入我国的经史文本之中,“略有四海”与“九州六合”同属“经天略海”天下观的治理范畴,且随着我国经略海疆意识的不断增强,海疆经略正式跻身我国典章制度,成为了国家认可的制度表述。受西法东渐影响,晚清民国以来我国海疆治理观念与制度开始有意识地与近现代国际法接轨,表现为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多维度的理论与实践,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为顺应“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将从构建海洋法治和型构新时代海洋文明等维度进行新时代的海洋经略。
本文运用阿德里奇的韵律标注法对苏轼的《春宵》不同时期汉学家的英译进行了韵律标注,并从副文本的角度对译诗韵律背后的翻译理念进行了研究,同时探究了译诗同时代的翻译思想。研究表明,国外汉学家英译《春宵》时,用韵原则受同时代英语诗歌写作规范的影响,并与其同时代的翻译思想相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家放弃了机械的形式对等,但以韵律译诗为诗的理念却始终不变。